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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序言那山 那水 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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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桂权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报考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我指导的农学史方向博士研究生,并以优异的成绩通过的笔试环节,但在录取阶段他却要面临一项选择,因为当年还有另外一位同样优秀的同学也同时上线,按照相关规定,每个导师每年只能招收一名学生,于是负责招生的老师建议桂权可以调剂到另一位有名额的指导老师名下,桂权初心不改,仍然希望读农学史方向,于是当年研究所破例同时招收了两名农学史博士生。我与桂权四年的师生缘分也从此正式开启。

  桂权出生在秦巴山区南侧的川北农村,这里的农业同时兼有南北特色。从小跟随家里大人一起放牛、养蚕、干农活的经历,使他对农业、农村和农民有切身的体会。我读过他写的一篇小散文《养蚕》,文章对他老家的种桑、养蚕有细致的描述。比如,每年五一前后,蚕茧站发放的蚕种是按克计算的。1克蚕种大概可分4箔,最好的时候4箔蚕茧能卖40元左右。这样的细节非亲历者不得其详。这种生为农人的生活体验是我们通过课堂、通过实习,甚至是所谓田野调查所无法企及的,对于从事与农业相关的研究工作是弥足珍贵的。也因为有这样在的经历,所以他读古代《耕织图》时,就能围绕《耕织图》中的“男子采桑”写出文章来。

  从农村走出的读书人最初的动机或许是为了摆脱农村,但事实上当我们真正离开农村以后,才发现我们无法脱离农村,农村的生活经历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基础。作为农史学者,家乡甚至可以是研究的出发点。我在招收和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就有意识地鼓励他们在自己最熟悉、最有感觉的地方进行自主选题。桂权大概也早意识到这点,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便选定四川水利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这为其博士论文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水利与农业原本就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人有言:衣则成人,水则成田。也说过,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战国时期,都江堰的兴修使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而郑国渠的建成则使秦国赖以富强。1934年,冀朝鼎便以《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为题,完成了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论文。水利服务于农业是通过改善灌溉条件来实现的。晋代傅玄发现没有灌溉的白田收至十余斛,而灌溉的水田收数十斛。此后,水田的稳产、高产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尽管傅玄所说的水田未必就是后人所说的稻田,但自唐宋以后,水田和稻田等同起来,水田的稳产、高产也被视为是水稻的稳产、高产。中国传统的土地利用即是沿着这样的方向和步骤来展开的。第一步开荒地为熟地,第二步变旱地为水田或灌溉地,第三步则是将水田变为稻田。如果中国农业史上真的有所谓“革命”发生的话,那一定不是什么绿色革命、肥料革命,而是灌溉革命。

  做水利史如果不与农业联系起来,那肯定是不深入的。这也可能是桂权由水利史转向农业史的原因。但水利与农业的关系远不止于引水灌溉、挹彼注兹这么简单,而是涉及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国家政策、科学技术、历史文化等多重因素。桂权有很好的社会学基础,他本科在西南大学受过社会学专业的训练,硕士研究生期间关注水利史也是从水利社会史出发。进入博士阶段,我希望他结合已有的学科背景和农学史专业选题,他最初想到的是南方山地农业的历史,包括山地在内的南方旱地农业,这也是我想做的一个题目。自古以来,史籍中有关南方火耕水耨,饭稻羹鱼的描述,成为南方农业的代名词。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水稻种植代表了南方农业,而实际上这种刻板印象往往是错误的。南方地形地貌复杂,既有广袤的平原,也有绵延起伏的丘陵、山地,农业的形态也因之多种多样,除了经常与稻作农业相提并论的渔业之外,还有广泛分布的旱地农业。近年的考古发掘显示,南方甚至也有着和北方一样悠久的粟作农业,而早已流行的山地农业起源说,更让人觉得旱地农业可能是南方原生农业,而水稻种植反而是次生农业。

  对于博士生来说,全面开展山地农业历史的研究显然是过于笼统而庞杂,如何找到一个突破口和切入点成为选题的关键。提出一个历史研究的问题必须首先要基于对历史的整体把握。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最近千余年以来,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南方农业历史很大程度上是旱改水的历史,而农业开发的总体趋势是由水源较为便利的平地向低地或高地扩展,而向山地进军尤其引人注目,其最终目标就是种植高产的水稻。宋代福建等部分地区已经到了“水无涓滴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的地步,元代则整体上呈现出“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山乡细民,必求垦佃,犹不胜稼”的局面。水稻上山的过程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水源。在水源不足的情况下,人们通过选择耐旱作物品种来提高产量,于是就有了占城稻等的推广和使用,与此同时人们更多的是通过兴修水利,提高灌溉能力,来扩大水稻的种植面积。冬水田就是在旱改水的背景下,应对中国西南地区山地和丘陵在春季水稻播种季节雨水偏少、水源缺乏,而在上一年水稻收割后的空地中囤积雨水,以备来年利用的做法。在古代四川农田水利布局中,除了以都江堰等大中型河堰灌溉工程为中心的平原水利灌溉系统外,就是以冬水田为中心的山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最为重要了。

  冬水田本是特定环境下,因应旱改水的历史大趋势,民间自发的一种技术选择,却得到了地方政府和知识分子的重视,因而留下了较多的文献资料,为本研究提供了原始史料。在阅读这些资料之后,几经踟蹰,桂权最后锁定冬水田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既是照顾到了农学史方向,又利用了他已有的学科背景,还抓住了时下兴起的环境史和知识史的热点,同时他还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有用于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同时,对冬水田的未来进行了展望。

  本书就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这也是目前为止有关冬水田历史最全面的论述。书中对冬水田起源和演变,冬水田相关的水利和农业技术,影响冬水田技术变迁的原因,以及冬水田未来的命运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又深入的分析和论述。桂权认为,冬水田源于两宋之后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广泛分布的“冬沤田”,这种冬沤田技术随着明清时期人口的向西流动进入四川等西南丘陵山区,通过拦蓄秋冬雨水应对春旱,解决水稻栽插时节用水短缺的问题,清初受到地方政府和官员的重视,因而得到推广。在民国时期又因抗战军兴,农学家提出改进办法。但这样一种行之有效的水利技术在实行的过程中却受到了租佃关系等经济因素的阻碍,而后在进入20世纪后,由于受到时局、政治和学术的干扰,特别是70、80年代以后的农村改革的影响而逐渐式微。总结丘陵地区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桂权认为未来冬水田这种传统的分散用水形式依旧可以是丘陵地区稻田用水的主要来源,但同时还需要借助塘堰、引水渠、山坪塘等其他配套的小型水利工程的补给。未来既需要加大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使用和维护的投入,更要从农业改制入手,建立多元化的农作制度。这些观点不仅具备史学价值,同时也可以为南方山区水利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我作为第一读者在肯定本书所取得的成果的同时,也感觉有些地方还是让人意犹未尽。首先,冬水田在明清时期的云、贵、川都有分布。本书以四川(包括今重庆)为中心,新书序言那山 那水 那人虽然对云贵也部分涉及,但总体感觉并不充分。作为冬水田技术源头之一的陂塘,往往与莲、鱼等水生生物种植和养殖有关,它又是如何影响冬水田的?在西南丘陵山区广为流行的稻田养鱼与冬水田又有何关系?其次,就冬水田的起源来说,除了技术上与宋代以后流行的“冬沤田”可能有关之外,作为陂塘和水田相结合的产物,还可以分别从陂塘和水田两条线索去探讨冬水田的起源与发展以适当补强。而其思想上的起源则又似与中国古人的忧患意识相连。这种忧患意识在宋代《陈旉农书》中称之为“念虑”。其核心思想就是《中庸》所谓“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冬水田就是农业念虑的一个典型例子。所有这些方面在研究冬水田历史这类问题时还可以做更为细致的分析。可喜的是2017年桂权申报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明清时期南方山区农业防旱、抗旱的技术经验总结与研究”已获批立项。相信桂权有关南方山地农业的研究必将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